这种设计不仅充分表现了安东尼人物的精神状态，也让整个故事具有很强的代入感。

但《铃芽之旅》所依托和展现的时代背景以及剧情架构的总体旨归，却展示出相对于传统的“二次元”个人主义叙事模式的独特修正和鲜明转向。以留存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害记忆为创作初心，新海诚的这部新作显然已不满足于《你的名字》和《天气之子》中的极端设定和借着世界与个体关系进行恋爱心理演绎的“世界系”套路。全剧背景设置的灾难要素——地震，截然有别于罕见的陨石坠落和怪异的灭世洪水，是现实日本民族记忆和生活经验中日常而又重要的构成部分。《铃芽之旅》中的“闭门师”肩负防震减灾的重大责任，他们负重潜行、代代相传的使命担当，更令人联想到被誉为“人间国宝”的那些日本传统手艺的传承者。

能把谍战剧拍出浓浓抗战神剧的气息，背后显然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。

其实，无论观众如何参与其中进行交互式的观影，剧作者给观众设计的观影边界或游戏边界依然存在，例如观众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参与选择的选项是有限的，再比如每个选项的选择都需要有很多情节上的附加条件，这些都不是观众自己可控，而是由剧作者控制的。那么剧作者在那样的一天，真正要做的不单单是编码故事的情节和塑造人物那么简单，而是要结合结构，给观众设计每个自由选择背后的关卡，即：情节点。无论观众在故事里如何探索情节的多样性，都是需要有基础限制的，而这个限制的游戏规则，就是故事的叙事结构，即情节点带来的情节走向。

此外值得注意的是，该剧也尝试着用人物形象触及改革开放年代的独特时代背景，展现人物在大时代下的不同选择。剧中，王宪平是循规蹈矩的转业军人，杨大山则是灵活变通的流氓混混，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，俩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贯穿该剧始终的隐喻。不过，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太多改革年代跌宕起伏的一面，反而显得十分温和与柔软。例如，剧中的“小叔”王宪安作为循规蹈矩年代里的异数，早年便闯荡深圳、探索个体经济，堪称时代的弄潮儿。但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，他最后选择回归家庭，开起了炸鸡店，过上了安稳的余生。在《我们的日子》里，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抵牾，家庭是最终的归途。

没有分寸感的范小天，从来不避讳自己喜欢祝欣欣，巴不得祝欣欣和贝勒分手，范小天的“示爱”，同样让人反感。